重庆历任书记(孟广涵披露内幕：左权两次放弃获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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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孟广涵老书记出席会议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百团大战，担任战前侦察的任务。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地区。1960年来渝，历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部长、万州地委书记、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组织部部长、重庆市市委书记等职，1993年离休，省部级。孟广涵书记离休后，经常参与关心下一代协会、重庆市名人协会组织的会议，并且担任重庆市名人协会会长、重庆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

姓名： 孟广涵

出生日期： 1921年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仰： 马列主义

民族： 汉

毕业学校： 延安抗大

出生地： 山东省莱芜市

曾任职：万州地委书记、西南局组织部长、四川省组织部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委书记

孟广涵披露内幕：左权两次放弃获生机会

孟广涵在延安2005年7月15日，在渝北区金山路锦红小区里，记者见到了八路军老干部、85岁的孟广涵老人。在八路军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孟老当时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工作，他见证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的过程。他说，左权在突围的过程中，“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获生”。1942年5月26日，日寇对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总部被迫转移，左权带领战士掩护断后。

任务完成拒绝撤离战场

“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万成说彭总已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完全可以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冒弹雨舍身指挥突围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左权理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站在高地上大声喊着，指挥战士们突围。他此时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结果，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嘎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指挥而安全突围。”

“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的牺牲本可避免，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牺牲在弹雨里。”说到这里，孟老泣不成声。

孟老还披露说：“当我们把左参谋长已殉国的消息告之彭总，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时，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左权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悲恸万分，1942年9月18日，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日军疯狂扫荡八路军总部三次转移

据孟老回忆，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集中了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新华日报社等重要机关，“因此，成了日军扫荡的重点，在三次惨烈的反围剿中，八路军总部竟然三次被迫转移！”

孟老回忆说，第一次是1939年6月，当日军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时，总部由潞城县北村出发经襄垣、绕黎城辗转驻进砖壁，直到同年的11月因砖壁缺水，总部被迫转移到王家峪村。

第二次是1940年5月日寇从襄垣出发偷袭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总部第二次又被迫从王家峪又转移回砖壁，后因日寇疯狂围攻砖壁八路军总部，又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最惨烈的一次扫荡是在1942年5月26日，由于日寇的报复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的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牺牲，壮烈殉国！

打鬼子去：孟广涵的抗日线路

惊怒于日军侵华的暴行重庆历任书记，目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在抗日洪流中，孟广涵从山东到太行，进抗大，到八路军总部，赴延安，在军队中经受教育和锻炼，在反“扫荡”与党内斗争中成长。他的抗日线路，见证了八路军在抗战时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本刊采访了现已89岁高龄的老八路孟广涵同志，特撰此稿刊发于下。

平静的生活被日军踏破了

孟广涵[原重庆市委书记]

孟广涵[原重庆市委书记]

1921年，孟广涵出生于山东莱芜县（现莱芜市）白龙村。父亲古文功底深厚，是村里 最有文化的人，经常在当地或到外村教书。在父亲的影响下，孟广涵6岁就进了村里的学堂，习读“四书”“五经”。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第二年，县里派来教员，开办洋学堂。又在洋学堂度过6个春秋的孟广涵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没能升上中学，便和那些与他一样上不起学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找间空屋，偶尔请个先生，自己念书。那些时间里，孟广涵按照父亲的计划读了《古文观止》，还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精忠岳传》等。孩子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常常是有了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孟广涵唯一花钱买的小说就是《精忠岳传》。在学堂念书时，老师也曾讲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读了《精忠岳传》，精忠报国、为国奋斗的思想在他年轻的心中更深深地扎下了根。 孟广涵的青少年时光就这样在读书、学习中悄悄流走。山村外面的世界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得知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国人无不愤然。紧接着又是华北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尽管早就听说华北危急，可孟广涵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那大约是1937年12月底日军占领济南后的事情。莱芜在济南的南边，白龙村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简易公路，孟广涵和村民们看见一支中国的军队拉着武器装备沿这条路向南逃散。这支队伍正打算在县城一带稍事休息，两架日本飞机哄哄然飞来一阵轰炸，喘息未定的国军像炸了锅似的四下奔逃，溃不成军。孟广涵第一次看到了日机对中国的轰炸，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军队溃退的那种仓皇！那时村民们还不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只是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落败，便觉得天昏地黑，没了出路。

日军打进山东，国民党军队在前面逃跑，日本军队必然在后边追赶，老百姓则到处躲藏，孟广涵一家还跑到山里躲过两天，由于实在没吃没喝，无法生活下去，才又回到家里。

孟广涵[原重庆市委书记]打鬼子去

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撤退后，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那时共产党县委也不公开）宣传抗日，开办训练班，组织地方武装。孟广涵和朋友们又看到了希望，虽然知识比较贫乏，也并不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扎根心底的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怀，此时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喷涌而出。

1938年秋，孟广涵抱着抗日救亡的决心参加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培训班共有一百多人，都是些为参加抗战而来的青年。培训班主要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讲授抗日的道理和军事知识。一两个月的培训后，组织上又把孟广涵送到了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养。

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是1938年6月，为解决抗日干部的不足，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5月由山东省委扩大改建而成，年底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建立的。因从第二期（1938年8月）起驻沂水县岸堤，也习惯称“岸堤干校”（以下简称“干校”）。干校下设政治队、军事队、民运队、地方武装队、青年队等，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政治常识等课程。孟广涵被分配到了军事队，军事训练更显重要。学员们全副武装，一人配1支步枪、1把大刀、30发子弹和2枚手榴弹。

在干校的3个多月里，孟广涵经历了日军对山东的第一次大“扫荡”。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山东初步建立了鲁中、胶东、冀鲁边、清河、湖西等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基干部队初步整编，使用八路军番号。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山东纵队指挥部和中共山东分局驻沂水县王庄一带。国民党方面，1938年11月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的党政军。1939年初，由鲁北进入鲁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机关驻地也设立在沂水境内的东里店。以沂水为中心的鲁中山区地处山东战略腹地，向西、向北可威胁日军战略动脉津浦、胶济铁路线，向南可直出临沂和重兵驻守的徐州与陇海线。国共两党党政军机关齐聚鲁中沂水的状况让日军寝食难安。为消除心头大患，1939年夏，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鲁南作战。面对日军大军压境，各部队、机关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展开反“扫荡”。干校也不例外。在历时40多天的反“扫荡”中，干校学员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重庆历任书记，经常抓住有利战机对小股日军进行围击，缴获武器武装自己。但与日军的周旋，也相当危险和艰苦。

因为日军的“扫荡”，干校曾从岸堤紧急转移。一次，孟广涵随干校前往南边的一座山里。途中，一个老乞丐混入了队伍，刚开始大家都没注意，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不久，日军的飞机来了。到了晚上，有学员发现这个老乞丐用手电筒向附近的敌人发信号，随即将其捉住，并交给后面的军事队处理。在那种战争环境，又是夜间，无法进行审问，为安全计，只得将其处决。孟广涵所在的班殿后，班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不能用枪，孟广涵就用上了大刀。一刀下去，老乞丐大喊，孟广涵心一慌，闭着眼又砍了几刀。第二天一看，自己的衣服溅上了不少血迹。这是孟广涵第一次杀人，开始近距离接触战争的残酷。然而，更长更艰险的路程还在等着他。

为了不打扰百姓和防止遇到突发状况难以集中，干校人员在转移过程中一律在村外露营。各个主要方向均设哨位，多由军事队负责轮岗。一次，干校学员抓住了一个神色慌张的“赶马人”。到晚上，把他安置在了村外边的一个棚子里，轮流看守。轮到孟广涵站岗时，他问上一岗的副班长:“赶马人是捆着的吗？”“没有，不要紧，看起来就是。”副班长答道。“赶马人”从对话中听出这一岗是个十几岁的娃娃，便起了逃跑之心。年纪虽小，孟广涵却很警惕，“赶马人”的情况没弄清楚，大意不得，便多了几分警觉。他听着“赶马人”的呼噜声，觉得不对劲。再听，还是不对。正观察着，“赶马人”忽地起身把孟广涵摁住了。孟广涵身上有枪、有刀，还有手榴弹，要是被抢去，后果不堪设想。还好，孟广涵早有预感，虽被对方掐住了喉咙，大叫一声后便喊不出来了，手上却没停下，抓住对方的颈部，全力拼斗起来，反把对方摁住。副班长等人闻声赶来，捆起“赶马人”就送到了校部。

转移途中，大家经常没饭吃，直接煮小麦当食物，到后来小麦也没有了，就杀马吃。不停地转移、行军，又没吃的，大家非常疲劳。记得一次长途行军后停下休息，大家什么都顾不得，躺下就睡，那一觉，香极了！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只觉臭烘烘的，低头一看，却是在一个牛圈，地下全是牛粪。

1939年七八月，在日军“扫荡”进入尾声的时候，孟广涵从干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二科做侦察工作，主要了解日本人的活动情况。

侦察情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化装，有时穿军装带武器，有时着便衣；有时一个人单独行动，有时几个人、十几个人集体行动。孟广涵都经历过。

一次，科里派孟广涵和另外一个同志到沂水县城侦察日本人的动向。两人到了城门外，在一片西瓜地里守了一夜，也没发现日本人的动静，便打道回府，回去复命。

遇到突发情况，就需要随机应变了。又一次，孟广涵接到一个单独侦察的任务，需要一面注意日本人动向，一面联系自己的部队，全凭一份机警。身着“便衣”后他出发了。那时，由于条件所限，所谓的便衣实在是“自欺欺人”，黄色的军装用草染一染，就权作老百姓的衣服。侦察还算顺利，没有碰到日本人，遇上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还写了一封信让孟广涵带回指挥部。回程途中却出了点小意外。当孟广涵走到一个山垭口时，迎面走来了一支部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暂时搞不清楚。因为在垭口里，也不能后退，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孟广涵想好了对策——如果是日军，就把信放到嘴里吃了。想好了，他便镇定下来。一步步走近后，他果然被拦住。孟广涵一抖自己的“便衣”，表示自己是老百姓。但来人一看他的“便衣”，怎么也不相信。一番对答后，孟广涵了解到这是国民党的部队——51军一个班正在搞警戒，才承认了自己的八路军身份。那时，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国民政府鲁苏战区所属的部队在抗日方面是统战、合作的关系。了解了对方的身份，双方都放松了下来，话也多了起来。孟广涵说他曾见过鲁苏战区总司令、51军原军长于学忠，于是双方很快有了共同话题，聊得颇为投机。因有任务在身，孟广涵没有久留即告辞。他赶回指挥部的时候已是下半夜，将信件完好无损地交到了还在等着他消息的首长手上。

去延安却到了太行

第一次反“扫荡”后不久，1939年秋，遵照中央召开“七大”的通知（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关于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通知下发后，全国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后因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七大”延迟到1945年4月召开），山东分局所属各区党委、115师、山东纵队相继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39年秋，各地代表到岸堤集合，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带队赴延安。纵队从二科抽调了3个人为代表团沿途做侦察、服务工作，孟广涵便是这3人中的一个。

此时，沂水县城已为日本人占领，代表团预先计划过津浦铁路，进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湖西地区，再过陇海铁路去西安，最后到达延安。哪知局势混乱，行军途中徒生曲折，划定了孟广涵的太行山路线。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建立了封锁线和伪组织。封锁线以铁路、公路、河流和一些特殊地形为主线，在主线两侧设置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铁丝网。建立了所谓乡村自治的伪组织，实施“强化治安”，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监视和蚕食，企图不断缩小根据地，把根据地军民困死在狭小地域中。这些都对代表团前往延安带来极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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