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营(劳改营里的黑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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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梅德韦杰夫对职业罪犯横行劳改营这一现象的正面评价与众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从内部描写了罪犯的世界—许多刑事惯犯都是文盲，几乎没有人写过回忆录；但是，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职业罪犯抱有同情心。大多数古拉格历史的“经典”作家—职业罪犯对劳改营其他居民所实施的恐吓、敲诈、强奸行为的目击者—对他们恨之入骨。“刑事惯犯不是人，”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直截了当地写道，“刑事惯犯在劳改营里的罪恶行为罄竹难书。”索尔仁尼琴写道，“最为职业罪犯所仇视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它的道德、习俗和人际关系，这是他们主要嘲笑的对象，与他们的反社会、反公众意识形成了最最尖锐的对立。”阿纳托利·日古林生动地描写了职业罪犯实际上是如何将他们的“秩序”强加于人的。一天，坐在几乎没有人的食堂里，他听见两名囚犯在为一把匙子而争吵。突然，劳改营职业罪犯头子的主要“助手”杰泽米亚冲了进来：“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在吵什么？你们不许在食堂闹事！”

“你看，他把我的匙子拿走换了，我的匙子完好无损，他还给我了一把破的……”“我要惩罚你们两个，然后再为你们调解，”杰泽米亚咯咯地笑着说。接着，他用手中的镐头向两个吵架的人迅速挥舞了两下；像闪电一般，他已经打伤了每个人的一只眼。毫无疑问，职业罪犯对劳改营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那显然来自俄国民间的黑话在劳改营里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使用。虽然它以含有大量精妙复杂的污言秽语而著称劳改营，但是，在一份收集于八十年代的罪犯俚语词汇表（许多仍然与四十年代他们所使用的黑话相同）中，也有数百个涉及衣着服装、身体部位、器皿用具等普通事物的词汇，它们与通用的俄语词汇完全不同。对于罪犯特别感兴趣的事物，例如金钱、妓女、盗窃和窃贼，往往会有几十个同义词。除了关于犯罪活动的一般术语（其中包括по музыке ходить，字面意思是“随着音乐行动”）之外，还有许多关于盗窃的专用术语：держать садку（在火车站盗窃），марку держат（在公共汽车上盗窃），идти на шальную（不经筹划的盗窃），денник（白天盗窃），клюсвенник（盗窃教堂的贼）等等。

学会说盗贼的黑话（блатной слово）—有时叫блатная музыка，字面意思是“盗贼的音乐”—是大部分囚犯经历过的一道入门程序劳改营，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乐意。有些人一直对这种语言不习惯。一名女政治犯后来写道，在这种劳改营里最难以忍受的是有人不停地谩骂和诅咒……女刑事犯骂人的脏话猥亵淫秽不堪入耳，而且她们似乎可以只用最下流、最粗俗的语言交谈。当她们开始这样谩骂诅咒时，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以致我们彼此之间经常说，“如果她在我的身边慢慢死去，我一滴水也不会给她。”

还有些人试图对这种语言进行分析。早在一九二五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名囚犯就在他为集中营的刊物《索洛韦茨基群岛》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推测过这么丰富的词汇源于何处。他特别提到，有些词汇直接反映了职业罪犯的道德观念：关于女人的语言淫秽下流与病态情感参半。有些词汇产生于特定的环境：职业罪犯合乎情理地用“敲击”（стукать）一词代替“说话”（говорить）这个词，因为囚犯经常通过轻轻敲击墙壁与别的囚犯说话。另一名前劳改营囚犯谈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词汇—表示“搜查”的шмон，表示“警察”的мусор，表示“无辜者”（还可以译为“傻瓜”）的фрайер—似乎源于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这也许证明了拥有大量犹太人口、曾为苏联走私之都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职业罪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劳改营管理部门有时甚至试图清除这些黑话。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命令部下“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囚犯—以及看守和劳改营官员—停止使用罪犯的语言，这种语言当时被人“普遍使用，甚至用于公函和官方讲话”。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否达到了目的。高级职业罪犯不仅说话与众不同，而且外表也与其他囚犯不一样。或许，他们的衣着打扮及其怪异离奇的时尚感甚至比他们的满口黑话更能表明他们是一个易于辨认的独立群体，这有助于增强他们恐吓威胁其他囚犯的效果。四十年代，据沙拉莫夫说，科雷马职业罪犯的脖子上全都挂着铝制十字架，这与宗教无关：“它是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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