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怎么练(艺术考古学新论——评练春海《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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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3期 总第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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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艺术考古学新论——评练春海《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

江 澜

【内容提要】艺术考古作为在艺术史和考古学之后诞生的新兴学科，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要求产生与之相应的系列研究方法和思考模式。学者练春海于近期出版的专著《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一书，就重在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不仅对时下众说纷纭的艺术考古的学科界定，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他还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精彩汉代艺术考古个案实例，去剖析若干具体问题，从而对此学科的研究方法显示出了一种较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其论述中也时时闪烁着一些新见。此书可视为是作者艺术考古研究的自我阶段性总结，对现阶段的艺术考古学术研究具有启发性和拓展意义。

【关键词】艺术考古；观念与方法；跨学科性质；学术意义

相对于考古学和艺术史这两个近一百年前引进的学科，艺术考古学显然属于后起之秀。从艺术考古的学科命名来看，它既和考古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和艺术史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这个学科名称的提出，一方面使此学科具备了跨学科的优势，但同时也因为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多门学科，而显得缺乏自身独立的研究体系而备受争议。练春海所出版的个人专著《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就有志于通过自己多年在汉代艺术考古领域的研究，对此作出回答。

首先，练春海认为艺术考古与考古学的关系是：考古学是前期的田野调查、勘测与数据记录，而艺术考古是后期对已出土的文物进行具有文化意义的解读和深入研究。同时，他认为艺术考古与艺术史的关系是：艺术考古可被视为艺术史的二级学科，因为它是偏艺术的考古学研究，但相对于艺术史的风格分析与图像解读，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反过来也能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注入“科学”之风，并打开一扇新的窗子。其次，他提出了艺术考古的基础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三大类：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艺术史的图像学方法以及历史学的归纳与演绎法。尽管一次完整的艺术考古研究，不会只局限于这些方法，但这三类方法却是艺术考古所运用的核心方法。

不过，作者在陈述了基本研究方法后，也指出“艺术史研究不应该太强调方法，因为艺术史的学科性质说明它自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不是发明一个或一些方法就能够把一类问题一网打尽的” [1]。这表明了作者一种客观而开放的学术立场，事实也的确如此。就中国艺术史而言，比如说绘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对墓室壁画和文人画的研究就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这是因为，这两者的绘画本性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功能性而后者属于自我表达。当面对文人画这一研究对象时，西方有不少学者依旧试图从图像学去研究文人画背后的象征意义，或从他们所惯常的赞助人这种社会学、经济学的艺术史研究角度，去解读传统文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所带来的绘画风格流派的形成和衰落变化。尽管这些研究结论为文人画的研究打开了多维的解释空间，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因没有确切反映出文人们原本要去传达的“志于道”的观念体系，而显得隔靴搔痒。要突破这种西方艺术史理论框架的桎梏，唯有基于文人们“志于道”的文化属性，从中国思想分析入手，才能把握文人画“平淡天真”审美理念的真正精髓。可见，选择何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是由事情自身的本性来决定的，它绝不是可以任意发明或随意套用的。

由此，笔者也联想到一个学界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中国艺术史研究自身的话语体系。其实，所谓建立独立的话语体系，我认为并非要人为地去生造，而是要在遵循事物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去发展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如果西方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与之相应，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研究中国问题。比如，西方的图像学在宗教圣像研究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而中国艺术史中的宗教绘画和墓室考古就含有与之相应的艺术结构，图像学方法当然可以借用过来，这种借用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被鼓励的。但中国也有西方完全不具备的艺术形式，比如文人画和书法，这类艺术形式的研究方法，仅靠借鉴西方的图像学、社会学等方法，就不见得能一针见血地切中要害。这需要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者，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根基和思想传统，去找到一条符合事物本性的研究路径，进而做出符合中国历史语境的回答。

相对于此，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中国目前艺术史研究的三种弊端：1.文章数据翔实但结论平平；2.用新材料重复旧结论；3.一味强调“实践”或“调研”的走捷径方法。鉴于对艺术史文献的查阅，笔者对前两条深有体会。目前学界比较流行一种“超细读研究法”，这种微史观理念固然以材料翔实、解读精致著称，但也确如作者所说，难免出现“一叶障目”的偏颇。要克服这一点，作者提出了整体研究法，即研究者如果能够在自己不断完善的知识系统中形成对该时段、地域的文化、历史、人文情境的总体认知与把握，明确研究领域的主干线以及由此构建的知识框架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处理有关的学术问题时，就能迅速地做出相对中肯、合理的预判，并切中问题的要害。而在“整体研究法”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作者在随后所提到的“情境研究法”与“问题导向法”。因为，在笔者看来，前者是总原则，而后两者是前者的具体展开。其中，作者以自己的艺术考古实际研究为例，在研究汉代博山熏炉时，作者就将研究的触角从考古学延展到了文字学，最终从甲骨文中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信息。这种发散式的思维，既是沿着问题导向所得出的结果，同时也是整体“云系统”的知识构架所起到的作用。

同时，练春海还特别提到了人文学科研究中“想象力”的重要性。这种想象所导致的结果，“不是表面上的契合或者断章取义式的削足适履，而是去粗取精后与材料本质的丝丝入扣” [2]。他认为，人文科学的结论很多时候是不可以被证实的，如果不靠想象力开疆拓土，那我们的研究最多只能得到满天繁星一般的认识，而不会出现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结论。诚然，人文科学最终的研究目的，正是要通过提出新观点或新方法，去拓展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边界，倘若不达到这种目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只会沦为无休止的新知识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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